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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案頭放著兩本和信札有關(guān)的書：一是清初李煦的《虛白齋尺牘》，一是清中期袁枚的《小倉山房尺牘》。長久以來，兩書均成為我問學之暇靜心品賞之物，常常不忍釋卷，回味無窮。 究其原因，清人成達可和洪錫豫分別在兩書的序言中給出了答案：前者稱《虛白齋尺牘》“無論事之鄙細、語之尋常與夫篇之長短而悉登之。此其意有甚深而其情甚切，誠足尚也”，而后者則謂《小倉山房尺牘》“讀之意趣橫生，殊勝蘇黃小品，且其中論政、論古、論文學極有關(guān)系”。兩公之言，于我可謂心有戚戚焉。唯其如此，每每讀到今之學人信札時，因不同其常見的書法作品，又在公開梓行的史乘文集中失載，文獻與藝術(shù)價值并具，故玩賞久之，往往必欲筆之為文，以解一時之快。在此之前，已有《尺素清芬：百年畫苑書札叢考（初編）》一書，多談及晚清以來的書畫鑒定家、學者和藝術(shù)家信札，其中不少系與本人有直接或間接交往者。此書之后，又陸續(xù)撰寫一批文章，凡二十又八篇。因所涉信札之時間、學者和藝術(shù)家與前書有相近處，故援引前例，得此《續(xù)編》一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