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亡是與生俱來的，正如《抱樸子?勤求》所言，“人在世間，日失一日，如牽牛羊，從詣屠 所，每近一步而轉(zhuǎn)近”閉。人必有一死，死亦無可懼，對于死者甚或可以說是一種解脫，成了 蒲松齡所說的真正的“快活”之人，但是死者之死給生者留下的卻是千悲萬恨，尤其是至愛親朋 的幼年夭亡、英年早逝所帶來的更是椎心飲泣、刻骨銘心之痛。

圍繞死者的死亡喪葬，或陳哀抒悲，或頌德銘功，產(chǎn)生了種種悼亡送終的文體，形成了蔚為 大觀的喪葬文學(xué)。而我國古代強烈的“慎終追遠(yuǎn)”意識和繁緝復(fù)雜的喪葬禮儀，則更促進(jìn)、強化 了喪葬文學(xué)的發(fā)展，代代佳作迭出，經(jīng)久不衰?！畯奈捏w上看，有挽歌、祭悼詩詞，亦有驕賦散文， 文章類又包括誅文、哀辭、哀策、祭文、吊文、墓志、碑文等。它們雖同屬喪葬之作，但起源、 發(fā)展及特性又各有不同，現(xiàn)簡介如下:

1、誅

誅本是古代六辭之一，《周禮?春官?大?！吩?“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(yuǎn)近，一曰祠，二曰 命，三曰浩，四曰會，五曰禱，六曰誅”，鄭《注》:“誅，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，主為 其辭也”，劉韶《文心雕龍?誅碑》亦說:“誅者，累也;累其德行，族之不朽也……讀誅定 溢，其節(jié)文大矣”?？梢?，誅辭與謐法密不可分，是議定溢號的重要基礎(chǔ)和必要環(huán)節(jié)，古人 往往通過誅辭記述生平功過，再據(jù)此議定溢號。

誅這一文體大約起源于西周，先秦誅文今多不傳，現(xiàn)存早的誅文是魯哀公所作《孔子誅》(《左 傳?哀公下》)，言簡而情哀。兩漢創(chuàng)作增多，楊雄、杜篤、傅毅、蘇順、崔媛、張衡、蔡豈、盧植 等人都有誅文作品。至此，誅文的基本范式已經(jīng)確立，就是先述德行再加寫哀，也即劉姍所言:“蓋 選言錄行，傳體而頌文，榮始而哀終”。漢誅誅主一般都是王公貴族，作者也只代表官方立 場，重在頌德，寫哀多是為襯托誅主之德的應(yīng)景文字，且多只抒群體之悲而不及作者本人情感， 所以這時的誅文只是表彰功臣的實用文，無法成為一種抒情文體。

魏晉是誅文發(fā)展的高峰，也是這一文體發(fā)生新變的時期。誅主不再局限于王公貴族，已擴(kuò)展 到一般士人百姓、親朋好友，誅文的抒情寫哀色彩明顯增強，逐漸成為人們哀悼骨肉親朋，抒發(fā) 個體傷悼之情的抒情文體。陸機《文賦》干脆不提誅文的述德功能，直接說“誅纏綿而凄槍”，可 見這一文體的新變。

魏晉南北朝后，由于哀辭、祭文的發(fā)展，誅文受到排擠，范圍越來越窄，作品日益減少。只 有少數(shù)誅辭在魏晉南北朝所拓展的抒情傳統(tǒng)的基礎(chǔ)上發(fā)揚光大，以抒寫今昔存段的真情實感為其 要旨而名垂后世，如陳子良《平城縣正陳子干誅》、李華《德先生誅》、柳宗元《唐故衡州刺史東 平呂君誅》、歸有光《思質(zhì)王公誅》、曹雪芹《芙蓉女兒誅》。徐師曾曾言:“蓋古之誅本為定溢，而今之誅惟以寓哀，則不必問其溢之有無，而皆可為之。至于貴賤長幼之節(jié)，亦不復(fù)論矣”，正道出了誅辭的演進(jìn)變化之跡。

2、哀辭

現(xiàn)存文獻(xiàn)中早對“哀辭”作出闡釋的是摯虞《文章流論》，“哀辭者，誅之流也。崔緩蘇 順馬融等為之。率以施于童蕩夭折，不以壽終者。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，命徐干劉禎等 為之哀辭。哀辭之體，以哀痛為主，緣以嘆息之辭”，認(rèn)為哀辭是從誅衍生出來的，以夭折幼童 為哀悼對象。

劉賽基本繼承了他的觀點，認(rèn)為“以辭遣哀，蓋不淚之悼，故不在黃發(fā)，必施夭昏……原夫 哀辭大體，情主于痛傷，而辭窮乎愛惜。幼未成德，故譽止于察惠;弱不勝務(wù)，故悼加乎膚色” 也強調(diào)幼弱夭亡和痛傷愛惜之情。但他們所列舉的作品大都己經(jīng)佚失，無法得其詳情，而劉船提 到的《黃鳥》中的三良也非年幼夭亡者?，F(xiàn)存哀辭中符合摯虞、劉韶界定的有曹植《行女哀辭》、《仲雍哀辭》，潘岳《金 鹿哀辭》、《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》以及陸機《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》，梁簡文帝《大同哀 辭》等。但也有個別以哀辭為名卻不悼年幼夭亡者，如《三國志?魏書?陶謙傳》中記載張昭為 六十三歲而逝的陶謙作哀辭，另外孫楚的《胡毋夫人哀辭》也非為幼童所作?？梢哉f，哀辭是以 童蕩夭折者為傷悼對象的文體，同時又有以哀辭為名的一般祭文存在。而到隋唐，“哀辭”日益泛化，喪失了作為獨立文體的特征，出現(xiàn)了許多以此為名哀悼成人的 作品，如韓愈《獨孤申叔哀辭》、《歐陽生哀辭》，柳宗元《楊氏子承之哀辭》等，哭悼幼夭者反而 極少，哀辭與一般祭文沒有什么明顯區(qū)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