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一些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（1552～1610）說：“且東西文理，又自絕殊，字義相求，仍多闕略。了然于口，尚可勉圖；肆筆為文，便成艱澀矣?！边@是說，中西語言結(jié)構(gòu)不同，文章脈絡(luò)不同，西方有的術(shù)語為中國所無，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，筆譯成文，人家就看不懂了。

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（1565～1630）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(tài)度時說：“諸皆借我華言，翻出西義而止，不敢妄增聞見，致失本真。”此時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，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，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，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。

興起

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，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，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。馬建忠（1845～1900）強調(diào)譯事之難。梁啟超（1875～1929）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。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（1853～1921）在幾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。在《天演論》序中他說：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