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時,戰(zhàn)國各個學派即后人所謂先秦諸子也有不少論著,并出現(xiàn)了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專著。這些經(jīng)、傳、說、記和先秦諸子論著、科技專著才是中國早的書,早的古籍?!稘h書·藝文志》所著錄的早的書也就是這一批古籍。以后收入列朝公私書目屬于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的各種著作,在今天也被公認為古籍。
珍本與善本的界定,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。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(fā)表論文指出:“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,善本是凡內(nèi)容有用,流傳稀少,??叹?,具有文物、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。”而在李致忠老師的觀點中認為: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,“善本”就是珍貴的、值錢的、罕見的傳本,這實際上是以“珍本”概念替代了“善本”的含義。
到了隋唐,受科舉制度的影響,傳鈔寫本書極盛,官家對圖書的整理達到高峰;雕版印刷術也應時而生,中國圖書事業(yè)邁向全新的局面。
然而,水火之事,防不勝防。如唐初大圖書散佚事件,就是隋代在洛陽的藏書副本多達8萬卷,李世民蕩平王世充時,只剩下8000余卷了,下令由宋尊貴將所獲圖書,晝夜用船載監(jiān)運至長安,可惜運書之船在“西致京師,經(jīng)砥柱舟覆,盡亡其書。” [12]
兩宋是中國圖書業(yè)發(fā)展的重要時期,編書、刻書、藏書風氣大盛,官府、私家、坊間三方面編印書籍并行。
明、清兩代,朝廷則以雄厚的財力、物力與人力,主導編書事業(yè),二十世紀初,西方印刷術傳入,中國圖書事業(yè)遂邁向另一全新階段。
三代以前,所用以載文者,竹木而已。載于竹者,曰簡;載于木者,曰牘;連編簡牘,則謂之策。古者,大事書之于策,小事則書之于簡牘而已。初以刀刻,繼以漆書,周宣王時,始有墨書。三代以上社會之文化,完全賴此以推進,國家之文明,亦完全賴此以保存,與后世之書籍功用正同。是簡牘者,實即當時之書也,創(chuàng)之早,行之久。降及周末,尚仍流行“孔子讀易韋編三絕”。既以韋編,其為簡策也可知。是孔子之時之所謂書籍者,仍為簡牘也。由古至周,所有書籍完全為簡為牘,故謂之為簡牘時期。